以李祿的「現代化十六講」揭序

公元前60,000年， 由於氣候的變化，且受原來生存環境的影響 ，人類開始從非洲出發，依序經過中東、歐亞大陸、歐洲、亞洲、澳洲、北美洲，直到公元前12,000年，才進入南美洲。當時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雙腳，而李祿認為這是人類文明的第一次飛躍，對於這次人類的遠征，感到震撼與激動，當時的環境下，到底鼓起多少勇氣，人類終於跨出這一步。如此激勵人心的歷史感染下，我也鼓起一些勇氣，在網路上弄個小空間，分享與交流所看所聞。

以李祿的「現代化十六講」揭序，其實有意義的。李祿曾參與六四運動且被通緝，隨後輾轉逃往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學業後，創辦Himalaya Partners，這樣背景下的他，對於中美兩國的了解肯定好過我們自行去拼湊，同時我也認為中美兩國是未來全球領導與競爭的主要參與國家，所以想藉由十六講學習他的認知與經驗；另外，巴菲特的夥伴蒙格，將家族資金交由Himalaya管理，可以想見李祿在投資領域的努力，是被肯定的，所以了解他的想法自然不差。十六講中提及東西方的文明演化，以及演化轉折點，試著讓自己把內容理順一遍，抓住萬變不離的大原則，面對未來的巨大浪潮。

歷史上最發達的兩個文明區域都與河流脫離不了關係，位於中東和西南亞地區，與中國黃河和長江地區，東西方的概念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成為最發達的文明區域，必然有一定的條件，主要是因為靠近河流的兩個地區物資豐饒，物資通常指穀物與哺乳動物，所以發展農業文明的過程中，相對其他地區有利；而公元前12,000年以後，北美洲與歐亞大陸就被上升的海平面分隔開來，所以歐亞大陸的農業文明無法流傳到美洲大陸，加上美洲大陸的物資非常匱乏，較為常見的哺乳動物與穀物只有馬與玉米的原生種(Teosinte)，是非常不利於發展像是歐亞大陸的農業文明，反倒是物資也匱乏的西歐地區，因為沒有被海洋隔離，所以也受惠於農業文明。當時的農業文明發展遇到瓶頸，主要是因為糧食供給遠低於需求，因此引起遊牧民族為了掠奪糧食的入侵，同時也面臨其他困難，包含人口流動引起的戰爭、瘟疫、氣候變化、政權不穩定，這些困難同時發生在東西方，也使得文明發展出現非常長時間的停擺；不過這些困難對農業文明來來回回的幾次衝擊，也讓宋朝所研發出來的技術發明流傳到相對落後的西歐，像是鑄鐵、火藥、指南針等，而未被蒙古民族入侵的西歐地區也藉由這些東方技術的支持，為下一次文明升級提供了絕佳條件。

除了技術外，思想對文明升級也有絕對的影響力。在農業文明遇到衝擊的黑暗時期，東西方都出現了一些思想革命的精神導師，像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猶太先知、釋迦摩尼、孔子、老子，哲學理論稱這個時期為軸心時代。軸心時代也發展出幾項重要的思想產物，像是科舉制度、宗教、近代科學等，同時也為低端政權邁向高端政權提供了思想基礎，東西方的高端政權代表分別為漢朝與羅馬帝國。

15世紀歐洲人受到馬可波羅遊記流行的影響，對於亞洲充滿嚮往，希望能與亞洲建立交易通道，不過東西方來往必經中東，當時受到戰爭的影響，通商道路被中斷，因此開啟西方大航海時代，直到哥倫布出海時，想繞過大西洋找到捷徑通往亞洲，意外發現美洲新大陸。這次新發現不僅改變歐洲歷史，也完整改變了人類的歷史軌跡。公元前12,000年以後，整個美洲是孤立於歐亞大陸，且因為物資匱乏，所以文明發展得非常緩慢，直到15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才將發展較為成熟的文明帶入美洲，但也間接將細菌帶入而造成大量美洲原住民喪生，歐洲人等於用很低的成本取得氣候條件優良且礦產資源豐富的新大陸，從此開啟大西洋經濟圈。不同的歐洲殖民國家對殖民地的態度也不同，像是雙牙不注重商業，皇室只想從美洲新經濟抽稅，英國則是採取重商主義，以商人利益與保護私人財產為目標，新移民到美洲也是以追求財富與宗教自由為主。

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1776年，Adam Smith在英國發表《國富論》，五人小組於美國國會前身的大陸議會發表《獨立宣言》，James Watt在英國改良紐科門蒸汽機而發表工業用蒸汽機。大西洋經濟發展1個世紀後，《國富論》探討殖民政府弱管制的大西洋經濟，個人在私利優先的情況下，透過自由競爭，其實就是看不見的手，就可以讓社會資源達到最適分配，自由市場競爭者都可以賺取合理報酬，政府只要保證自由競爭存在與保護私人財產就可以，不需要干預市場，以前念經濟學原理時，完全不知道這個故事的發展如何而來。17與18世紀間在歐洲的啟蒙運動，也深深影響發表獨立宣言後的美國，啟蒙運動相信理性發展知識可以解決人類社會很多問題，而美國建國的DNA中就存在啟蒙運動與自由市場的精神，工業革命時機配合的天衣無縫，李祿認為這樣的自由市場機制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制度創新，每個人都能夠利用才能得到應得的利益，這也是美國能夠在長時間文明發展落後的環境中，快速趕上甚至超越歐亞大陸發展成熟的農業文明的原因。

因此，李祿也探討了現代化有沒有可能先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我認為他綜觀文明發展的脈絡後，所得出的結論非常有說服力，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始於漢朝，到隋朝正式確立的士大夫科舉制度，也是李祿認為在農業文明時代最偉大的制度創新。從世襲到察舉，再到科舉制度，我認為這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大的轉折，因為人性多以私心為重，由私利轉為讓利的過程中，肯定遇到很多人為因素的困難。科舉制度依照人的學習能力、知識水平作為基本考核，藉由分享政治權力的方式，從平民百姓中選出優秀人才，確保意識統一、政權效忠、服務人民。不過李祿認為若將人類歷史拉長來看，科舉制度創新仍然輸給自由市場機制，其核心缺點就是帝位仍然以血緣傳承，明君與昏君帶給帝國的影響將差之千里；再者，上面提過人性多以私心為重，藉由科舉制度選中的人才是與皇權分享政治權力，若追求私人利益的動機超越被分享政治權力給予的利益，就容易形成貪腐，這也是李祿認為科舉制度創新輸給自由市場機制的主因。基於這個論點，從漢朝建立後，隋朝的科舉制度創新，一直到清朝，中國歷史的皇帝政權已經是全世界最發達的，長達2,000年的體制，早已內化為DNA，要政府不干預市場是不可能的事。這個差距也是李祿認為現代化沒有可能先在中國發生的主因，而現代化在西方發芽，完全是歷史的巧妙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投資與貿易，而最重要的催化劑就是廉價勞動力，簡單來說就是以廉價勞動力換取投資機會，並參與國際貿易，當然這中間少不了政府主導，我們稱為計劃經濟。西方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現代化程度已經達到一定水準，中國以計劃經濟去追趕西方的現代化，其實是很有效率的，因為在計劃中需要預測的比重較少；目前，我們看到中國的現代化程度已經逐漸趕上，在某些領域甚至是超越，像是第三方支付等，在迎頭趕上西方國家的時刻，也就代表未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需要預測的比重增加了，誰將主導政策顯得更為重要。補充一下，我曾經不止一次聽過，有入黨資格的都是前10%的人，前10%的集合應該是指應屆高考的學生成績，沒有一定要加入的義務，但加入的絕對是菁英，至於未來怎麼變化，我也不知道。不過我認為中國未來還是會朝自由市場經濟的路前進，因為美國快速現代化的過程已經證明利用自由市場的力量能夠為社會帶來創新與成長，而創新與成長正是每個已開發國家都需要的經濟成長催化劑。

我認為最有趣的部份，是李祿提到中國對自身文化的回歸。中國自身文化最能代表的就是儒學，其對於行為準則、核心價值，甚至五倫與家族倫理都有規範，這麼長時間中國各朝代都深受影響，早已經是DNA般的存在，唯獨在陌生人之間沒有規範準則可以參考，也是唯一無法文化回歸的一種關係。在自由市場機制的時代，誠信似乎可以作為這層關係的規範，特別是網路科技出現後，陌生人之間的互動更為頻繁，但我們知道很多人誠信是有問題的，這也為社會帶來大量的問題，最有趣的是人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線下創造了商業徵信，就是信用調查，大多使用在金融業，線上也有商業徵信，甚至是對個人行為的信用評分，像是芝麻信用。對了，人們還因為信用創造而賺進大筆財富；當然，對市場經濟的破壞也是無比巨大的。

不論是農業文明或是現代化，小至區域大至國家，文化仍然是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因素。宋朝的技術發明因為戰爭關係輾轉流傳到西方，而大航海時代，西方善加利用這些技術，反過來在15世紀後大幅超車東方發展，甚至在自由市場機制下發展的如魚得水，現在自由市場機制進入東方世界後又有了新面貌，誰知道21世紀後半場中國會不會反超車，只可惜我們創造歷史的時間遠不及歷史創造我們的時間。但可以確定的是軸心時代那些人留下來的思想，早已經內化成我們的DNA，甚至發展成文化，這就是萬變不離的大原則，我們要掌握。